全国政协委员张柏春:把握创新驱动发展方向

来源:ChinaZ 人气: 发布时间:2018-03-16
摘要:张柏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报记者 易舜 摄 记者:科技史看上去是个很高大上的学科,科技史论著也非常专业。随着公民科学素养的提高,这几年也出现了不少适合大众阅读的科技史作品。您认为科技史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张柏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报记者 易舜 摄

记者:科技史看上去是个很“高大上”的学科,科技史论著也非常专业。随着公民科学素养的提高,这几年也出现了不少适合大众阅读的科技史作品。您认为科技史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张柏春:科技史是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是科技与人文交叉的学科。它是理解科学和技术的本质及其发展特征的有效途径,也是沟通科学技术与人文的重要桥梁。

一般历史学家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历程,较少深入探讨科学和技术的传统。科技史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并且越来越重要,是因为科学和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加突显。17世纪科学革命和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一些国家借助发展科技走向现代化。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就难以跻身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近代中国因科技和工业落后而挨打,在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因此,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中国人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记者:对很多读者来说,在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领域,李约瑟是个绕不过的名字。您如何看待李约瑟的研究成果?

张柏春:李约瑟是一位了不起的科技史学家,这是国际公认的。他眼界很开阔,以西方学者的眼光审视中国的科技传统,比较中国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异同,就二者的关联做出大胆的推测。他的一些观点有争议,但对同行们的进一步研究还是有启发的,贡献很大。李约瑟试图为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寻找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贡献,这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挑战,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赞同。

在李约瑟之前,中国学者就在思考中国为什么到近代在科学上落伍,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实验科学等问题。后来,学界认同了李约瑟的表述:“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更有成效?”换个提法,就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中国学者对这个“李约瑟之问”很感兴趣,在改革开放之初尤其热衷于议论这样的话题。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科技史也是十分重视的。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文中用四大发明来说明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十多天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和李四光说起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计划以及中国科学院开展科技史研究的想法。到1957年元旦,中国科学院设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在1975年扩建为研究所,发展到今天是中国唯一的综合性科技史研究机构。

随着李约瑟主撰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逐册出版,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科技史首先应当由本国学者来撰写。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牵头组织撰写了26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卢嘉锡主编)。这项工作改变了国内以往主要依赖李约瑟阐释中国科技传统的局面。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从科技史的视角看,我们怎么看这40年来的科技发展?

张柏春:可以从纵向看和横向看。纵向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科技进步巨大,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吸收起到了重要作用。技术的消化吸收及创新都要靠科技人才。我国现在有4000多万名工程师,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科技大军。让他们发挥出创造力,我们就能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科技方面的差距。

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这些国家对我们的技术封锁也会愈加严格。这就要求我们向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方向努力。如果将“技术引进”与“创新”比做两种驱动轮,我们要做的是努力加大“创新”这个轮子的驱动力,不断把创新做大做强。当然,在市场机制和全球化的影响下,技术引进仍将持续下去,并且在提高技术起点和增强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横向看,我国和发达国家在科技上依然有不小的差距。例如,我国现在的科技论文数量跃升到世界首位了,但是只有屠呦呦这样一位在本土成长和工作的科学家获诺贝尔科学奖,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里还看不到中国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和发达国家在科学原创和技术研发上的差距。因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仍须更加努力。(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易舜)

责任编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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